编者按
      
       2020年已近尾声，回望这一年，又有一批著名学者离我们而去。正是他们曾经的成就参与创造了今天的历史。他们是真正的大师，是我们心中永远的先生。
      
       他们中有导航制导与控制专家陈定昌、腐蚀科学与电化学专家曹楚南、空间科学与行星物理学家万卫星、国际著名生态学家张新时、我国化纤领域奠基人郁铭芳、土木结构工程和防护工程专家陈肇元、中国卫星导航定位专家许其凤、著名医学大家陈灏珠等数十位两院院士，还包括著名建筑历史理论家和建筑教育家罗小未、著名激光物理学家李郁芬等一批知名的大学教授和教育家。

      
       他们每一次在科学领域的重大突破都为我们的生活带来改变，但是他们中的很多人在每一次科研攻关成功后，都选择了“事了拂衣去，深藏功与名”，默默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，重新埋首于他们的 “日常”——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。他们中的很多人甚至直到去世，成就才为世人所知。

      
       医学大家陈灏珠，自己一只水杯用30年，对学生和病人却慷慨相助，他将平时积蓄倾囊捐出，设立 “复旦大学陈灏珠院士医学奖助学金”、 “复旦大学陈灏珠院士医学发展基金”，帮助更多医学生和青年医务人员成才，包括支持西部地区医学人才培养，开展西部地区医疗精准扶贫；

      
       复旦大学教授李郁芬直到去世之后，卓绝的成就才为自己的学生所知，当国家发展两弹一星时，她参与原子弹的研制，甚至连家人都不知道她的贡献，完成科研攻关后，她回到校园继续教书育人，国家需要研制激光设备，她再次领衔完成任务。她一生获奖无数。为国家做事，她一次都没有错过，却两次错过评博导的机会，她培养了大量博士生，却只能用他人的名义带学生；
      
       同济大学教授罗小未是第一位系统将西方建筑历史、理论和学术思想介绍到中国的学者，也是上海近代建筑与城市研究以及地方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开拓者。她一生历经坎坷，但是在最惨淡的人生岁月中，也从没放弃过学术和教学的积累，她对学生说的一句话 “你们是太阳，我是月亮，是你们的光芒才照亮了我”，正是她的为师为学优雅风范的最佳写照；
      
       ……
      
       今天，让我们缅怀这些大师，重温他们在学生记忆中的闪光点滴。他们为这个世界留下的财富，终会有我们更多年轻人传承下去……

李郁芬

      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为国家做事她从不“错过”
      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■徐雷
      
       复旦大学的光学，始于1954年，创始人是周同庆，他是1955年的学部委员。章志鸣，李郁芬，李富铭等可以算是第二代中的代表人物。我们晚辈都称李郁芬为先生。一般称女老师为先生的，非常少。可见李郁芬在我们学生中的地位。而老一辈人，则诙谐地称两位李先生为男老李，女老李。随着李郁芬先生去世，第二代的代表人物也都先后离我们而去了。
      
       我1980年进入复旦物理系，学激光专业，李郁芬先生没有给我们本科生上过课。我们对她的印象是——非常严格、认真的教授，所以大家都有点怕她，也不太愿意跟她读研究生。我们那一届毕业生，基本上都跟随做本科毕业论文的老师读研，我却想换一个老师。所以同学就吓唬我：你只剩下李郁芬老师可以选了，因为其他老师都有学生了。我还真以为我会到李先生组里，后来没想到另一位老师选了我。我当时还有点庆幸。
      
       在研究生阶段，与师兄弟交流中，我确实了解到了李先生严谨认真的治学态度。我发现，跟有些老师不同，虽然她已经是教授，但她一直会去实验室，看着学生做实验。不知道现在的学生怎么想，那时候可以想象，她的学生压力是很大的。因为我们其他学生的实验环境基本是比较自由的。
      
       对李先生严格要求的印象，一直持续到我留校工作很久，直到她70多岁退休后，那时我也已是中年人了，突然发现李先生成了可爱的小老太太。因为我做过系里的教研室主任，也算是激光教研组培养的新生代，所以李先生跟我的关系也特别好一些。她会经常拉着我的手聊天。李先生的丈夫过世，她的第一个电话也是打给我的，说我也不知道这件事要不要告诉组织（因为她丈夫不是复旦大学的），我带队去她家里问候，并组织我们教研组参加了她先生的追悼会。就这么一件事，她就一直记着，后来也经常会说起。那时，我们有一个传统，就是退休教师每过一段时间，会在楼里集体包馄饨，这时候大家就会请李先生一起来吃馄饨，对她说“李先生你吃了几十年的方便面了，也改改口味吧”。她也会乖乖坐在那里跟大家吃着馄饨闲聊，其乐融融。不过她办公室的方便面袋袋，还是堆得有人那么高。
      
       李先生的一个谜，是她到退休都不是博导。这是一个有过重大贡献的教授，放在今天实在有点难以理解。但是，因为那个年代，她的贡献只在小范围内。而且因为她这一辈子的工作选择，都是遵照组织的要求。组织说你去做原子弹，她就去了；组织说，你去做化学激光器，她就来到了我们激光教研组。而以前再大的功劳，也就翻过去了。等到评博导时，上世纪80年代是教育部统一评，每个学科都有名额限制；等到学校可以自己评博导了，她的年龄又过了。所以，她一辈子没有自己的博士生，开始是以她的导师吴征恺院士的名义带博士生。后来，她的学生评上博导了，她就以学生的名义带博士生。这在中国的博士生导师历史上，也是非常少见的。可能换一个人，一定会到处抱怨这不公平，甚至去吵去闹。但我这么多年，没有听到李先生说过一句组织、学校对她不好。她就是一直在默默地做自己的事情。
      
       我想在李先生身上，我看到的她的最伟大之处，就是她发自内心对科研的喜爱。这样的喜爱不是为了发表一篇论文，不是为了给自己争取更好的待遇。她一生的几次转型，都是组织安排的，而她都全心投入，完成得很好。她是被老校长杨福家特批，可以70岁退休的教师，而那时候这一待遇是只给博士生导师、院士的。70岁退休后，她仍然每天早上坐学校的班车到办公室，因为不带学生了，她就在办公室学习用计算机做些理论计算，下班时再坐班车回家。再后来，学校班车停了，她就在儿子陪同下坐公交转地铁到校。再后来，坐出租车来。我一直有种感觉，让李先生到学校，是对她最大的尊重和照顾。一旦她不能来学校，一定是身体不允许了。
      
       2019年3月16日，李先生住院了，我去徐汇中心医院看望她。我很自信，凭我跟李先生的关系，她会对我很亲的。可是她已经不认识我了。她拉着我的手，嘴一直动着，眼睛看着我，但就是认不出我。我心里很难受。2020年12月7日傍晚，学校告诉我李先生不太好，我马上说我抓紧时间去看她，可惜当天夜里，她就离我们而去。我现在只是后悔，当时应该当机立断去医院，而不要等。
      
       我相信，如果我们的年轻一代，能继承李先生这些前辈身上的认真、严谨、刻苦、忘我，我们何愁没有创新，何愁我们的祖国不会日渐强大。
      
       （作者为复旦大学副校长，光科学与工程系教授）

转自文汇报：http://dzb.whb.cn/2020-12-18/8/detail-708300.html